[江城史话]张之洞督鄂

早安武汉

　　武汉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够被称为“东方芝加哥”，可以“驾乎津门，直逼沪上”，成为中国内地首要的经济中心、重要的工业基地、突出的人才科教大市，全赖于一个人——张之洞。他堪称近代武汉城市之父。

张之洞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祖籍河北南皮，生于其父任职地贵州兴义。张之洞天资聪颖，才学胜人，13岁时回原籍应试就考取了秀才，15岁参加乡试又中举人，且是第一名“解元”，名噪一时。后来，太平天国起义时局混乱致其无法读书，不久其父病故守丧3年，之后又碰上其堂兄张之万2次被朝廷命为会试考官，张之洞循例回避不能参加会试，再参加会试时时间已是9年之后了。可惜的是，张之洞第一次参加会试其文虽得一考官欣赏、力荐，但不被主考官认可，不幸落第。虽然未如愿，但之后一年中张之洞代张之万起草奏折，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为慈禧所知。第二年，张之洞再次参考会试，考取贡生，后来殿试又被慈禧亲提为一甲“探花”，从此步入仕途。1867年至1870年，张之洞任职湖北学政，期间他清廉自律，严惩作弊，提拔奖励有真才实学的人，扭转了湖北学务的不正之风，还在武昌创建了经心书院，赢得时人赞誉。后来，又任四川学政、司经局洗马等职，政绩斐然，加之其对时局很有见地，既勤政务实又世故圆滑，很得慈禧赏识，很快便拾芥青紫，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并在南疆中法战争中起用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多有建功。

　　1889年，张之洞因奏请修建卢汉铁路，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筹办该事，开始了其近20年的督鄂生涯。继任的两广总督李瀚章因循守旧不愿办工厂，于是张之洞将大批预在广州建厂的机器设备调往武汉，各类工厂在武汉陆续建成，奠定了武汉未来辉煌发展的基础。在武汉，他推行新政实行洋务，在军事、教育、工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卓著的功绩，成就了他一世之英名。这也是他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在张之洞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创建了一大批知名实业。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汉阳铁厂。当时兴起的工业革命大量以铁为原材料铸造器材，而当时的中国仍旧土法冶炼钢铁，质量和产量都无法保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张之洞早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建设先进的大型钢铁厂耗费巨大，故之前仅为意愿存于心中，一直到身居封疆大吏后，正逢即将修建的卢汉铁路需要大量钢铁，便动议修建大型钢铁厂。与此同时，他派人查勘了周边地区的煤铁资源，认为大冶铁矿可用，但未发现能满足所需的煤矿。大型钢铁厂的选址或近铁矿、或近煤矿，以节约运营成本，但是张之洞为便于监管，力排众议决定将厂址设在汉阳龟山北麓至汉江间的一片沼泽地。1890年，清政府准许张之洞在汉建厂，并随后在武昌成立了湖北铁政局。1891年初，汉阳铁厂基建工程正式动工，由英国人设计、监工，于1893年10月22日竣工，建成炼生铁厂、炼熟铁厂、转炉炼钢厂、平炉炼钢厂、钢轨厂、铁货厂6个大厂和机器厂、铸铁厂、打铁厂、造鱼钩钉厂4个小厂。1894年5月，汉阳铁厂正式投产。汉阳铁厂生产的钢铁，大量用于中国早期兴建的京汉、粤汉以及津浦等多条铁路，结束了中国铁路建设所需钢轨全部赖于海外进口的历史，还曾一度向美国、日本和南洋诸岛出口。

　　汉阳铁厂是中国乃至亚洲第一家集冶铁、炼钢、轧钢于一体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其规模在当时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比日本1901年投产的八幡制铁所（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的前身）早建7年。当时，有一个日本人曾这样在报道中描述汉阳铁厂：“登高下瞻，使人胆裂；烟囱凸起，矗立云霄；屋脊纵横，密如鳞甲；化铁炉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汽声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二十世纪中国之雄厂耶！”美国驻汉口领事查尔德也感叹：“这企业是迄今日为止，中国以制造武器、钢轨、机器为目的的最进步的运动，因为这个工厂是完善无疵的，而且规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马看花地参观一下，也要几个钟头。”《东方杂志》更是刊载了西方人的惊呼：“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大有振衣千仞一览众山之势，证诸领事之报告，吾人预知其不可量矣。中华铁市，将不胫而走各洋面，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毫发，英美当道，幸匆以幺幺视之……呜呼！中国醒矣！”

汉阳铁厂

　　汉阳铁厂开始生产后，焦炭供应不及和所需资金不足的问题就凸显了出来，导致几度停炉待产。不久，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朝战败，日本提出了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偿，官方再无资金支持汉阳铁厂的发展，无奈只好招商承办，由晚清亦官亦商的盛宣怀接任管理。1896年4月11日，汉阳铁厂正式施行官督商办，所筹措的资金勉强能够维持运转，但缺乏炼铁焦炭的问题仍未解决。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后，1898年张之洞和盛宣怀决定在萍乡安源大规模采煤炼焦。1907年萍乡煤矿基建工程完成，一天可出煤1300吨，出焦780吨，从此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才得以解决。1908年，盛宣怀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改官督商办为完全商办。汉冶萍公司成立后，连续三年盈利，扭转了长期亏损的局面。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地处江北的汉阳铁厂面临战火侵扰，工人们为避战火离岗前将最后一炉铁水放出，形成了重达200吨的凝铁，该凝铁现存于汉阳龟北路，被后人称为“定汉神铁”。

　　中华民国建立后，汉阳铁厂恢复了生产。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球对钢铁的需求激增，汉冶萍公司蓬勃发展，获利颇丰，引起了日本的垂涎。其实，资源匮乏的日本对

　　汉阳铁厂觊觎已久。早在1904年日本就趁汉阳铁厂筹集更换生产设备的费用之机，向盛宣怀提供贷款，获得了大冶铁矿的抵押权。从此，利用清朝赔款而建的八幡制铁所有了可靠保障的铁矿石供应，得以持续生产，为日本提供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使日本在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中有可靠的军工保障，最后大获全胜，夺得了中国东北的控制权。八幡制铁所也为整个日本军工和重工业发展奠定了稳固基础。此时，日本又趁西方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的机会，于1915年向袁世凯抛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就明确提到要将汉冶萍公司变为中日合办，并不准他人开采公司所属的矿藏，可见汉冶萍公司内在的重要性。一战后，钢铁价格暴跌，加之外国打压，汉冶萍公司迅速衰落了下去。1919年，汉阳铁厂1号、2号高炉停产。1921年，中华民国政府（北京）改变钢轨标准，汉冶萍公司近5万吨钢轨无销路，汉阳铁厂炼钢全部停产。1924年，汉阳铁厂3号、4号高炉停产。1925年，大冶铁厂高炉全部停产。1928年萍乡煤矿为江西省政府接管，汉冶萍公司只剩下大冶铁矿继续生产，彻底沦为日本八幡制铁所厂的供矿单位。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汉阳铁厂的设备被拆解转运至后方，曾经令世界震惊的汉阳铁厂至此终结。

　　当初在兴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规划建设了一批以钢铁为原材料的下游工厂，如湖北枪炮厂（后称汉阳兵工厂）、汉阳针钉厂等，另外还有湖北官砖厂，其生产的“汉阳砖瓦”曾名噪江南建筑业，在汉阳龟山至赫山临江一带，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十里“制造工业长廊”。此外，张之洞还在武昌创建了一批轻工民用企业，与汉阳的重工业形成了轻重搭配的工业发展模式，其中尤以布纱丝麻四局最为知名。四局中最先创建的是湖北织布局。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看到外国棉布行销日多，认为其利必大，遂于1888年在广州筹设织布局，第二年随其改设至武昌。1892年，湖北织布局建成投产，初期获利颇丰，后来张之洞以其盈利填补铁厂资金之不足，加之管理不善日渐萧条。1894年后，张之洞又陆续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纺纱局、湖北缫丝局、湖北制麻局，布纱丝麻四局组成了集群式的发展方式，奠定了湖北、武汉近代纺织业的基础，使武汉在20世纪成为全国重要的纺织工业基地。在其他方面，张之洞还创办了白沙洲造纸厂、武昌制革厂、湖北毡呢厂（武昌）等企业。

　　除了大力创建官办企业，张之洞还鼓励和扶植民营企业，三镇的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了出来。1897年，浙江宁波商人宋炜臣在今汉口芦沟桥路一带创办了汉口燮（xiè ）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火柴厂。1906年，宋炜臣又创建了“汉口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取“水火既济”之意。水厂建于汉口宗关，时间之早，规模之大，在当时中国都是首屈一指，与水厂配套而建在今中山大道的水塔，曾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汉口最高建筑的记录，成为那个时代汉口的标志；电厂建于今利济南路和沿河大道的交叉口，在当年京、沪、汉、穗四大城市的民用电厂中，既济电厂规模第一，占当时全国民营电厂总量的三分之一。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三镇新建的官办和官商合办企业，约占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居全国之冠。至武昌首义前夕，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教育是继实业之后张之洞新政的又一个亮点。与其他洋务派大臣只重实业不同，张之洞极为重视教育，在任职地方学政时就创办了几所著名书院，此时推行新政，更是大办书院学堂。1890年，到任武昌不久的张之洞看到其早先创办的经心书院已遭水淹破败不堪，决定新建一个规模更大的书院，定名为两湖书院（今武汉音乐学院一带），主要面向湖北湖南两省招生，次年春两湖书院落成。两湖书院是当时湖北地区最大的书院，与张之洞在广州创办的广雅书院并称清末两大书院，培养了如著名革命家黄兴、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一大批人才。

自强学堂章程书

　　在开办传统教育的两湖书院同时，张之洞很注意西学东渐的发展，开始着眼创办新式学堂，一反过去官办书院狭隘地只重研读四书五经，创造性地开设了物理、化学、生物、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和哲学、经济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学科，满足新政所需，顺应时代发展，奠定了武汉科教大市的基础，也带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1893年，张之洞创办了武汉第一所专习各国语言及国际商务的新式学堂，取名为自强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之后，他又陆续创办了湖北武备学堂、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今武汉科技大学前身）、算学学堂、矿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很多新式学堂，涵盖了军事教育、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多个层面，至辛亥革命前武汉各类新式学堂已发展到100余所，学生人数超过1万人。除了中高等教育，1903年在武昌阅马场还诞生了中国第一所幼稚园，开创了我国近代幼儿教育的先河。张之洞新政初步完善了武汉的教育系统，建成了武汉近代教育学制体系，使武汉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教育改革的中心和模范。

　　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之后，张之洞采取了“请进来”的方式聘请了不少外国教员为学生上课，直接教授从西方传来的各类知识。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当时民族情绪高涨，全国上下都视日本为仇敌，抗拒一切与日本有关的事物，张之洞没有极端地盲目敌视，他深刻地对比思考了日本的迅速崛起，产生了“走出去”“向日本学习”的想法，并要求学生如是去做。“走出去”就是出国留学，早先日本曾派出伊藤博文等一批人远赴西方留学，这批人回国后带动了日本的迅速崛起，张之洞由此认识到留学能够更直接地学习到强国之长。而之所以提出“向日本学习”，一方面因为日本已强于中国，且中日文化相通、国土相邻，留学花费较低；更重要的是张之洞欲自强并想在将来战胜日本。

　　起初，被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不解张之洞用心坚决抵制，张之洞听说后勃然大怒，最后道出自己心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正因为我们败于日本才要学习和研究日本。众学生幡然开悟，拜过张之洞齐赴日本留学。张之洞还把自己的孙子也送至日本留学。后来两湖地区出国留学都以日本为重，占据了留日学生的很大比重，兴起了晚清留学日本的热潮。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后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如：宋教仁、吴禄贞、孙武、蔡锷等。虽然张之洞重视留日，但并未放弃对西方列强的学习，留学欧洲的学生也是与日俱增。1904年，张之洞改庚子赔款捐为湖北全省教育专款，使湖北教育迅速发展，留学生人数常位列全国首位，受到了中外各界人士的赞誉。在张之洞1904年创作的《学堂歌》中有如此描述：“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湖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可见当时湖北留学之盛况，也流露出张之洞对此的自豪之情。留学学成后，求学各国的留学生回到武汉，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武汉地区教育、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对武汉乃至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

　　张之洞重视西学，但并非全盘接受、照搬照用，而是秉承“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选择性接受。所谓“中学为体”就是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为核心基础，“西学为用”则是学习西方的科技为主，并不参考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这也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为此，1898年4月，张之洞亲作《劝学篇》向时下学生阐述学之要义，影响甚大，从朝廷到地方官几乎人手一册，对国家的教育思想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劝学篇》共24篇，包括“务本，以正人心”的9篇内篇和“务通，以开风气”的15篇外篇，张之洞在其序中写道：“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从中，他的忧患意识、进取精神、务实态度、远见卓识及拳拳爱国心昭然可见。

　　1901年张之洞在《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不弱于兵而弱于志气，而人才之贫由于见闻不广，学业不实；志气之弱，由于苟安者无覆危救亡之远谋，自足者无发愤好学之果力。”科举出身、以此扬名的张之洞在此折中提出了“变科举”之议，力求应时实学之人才，如此真切的求才之心令人钦佩。这也是他兴办新式学堂、广泛派遣留学生的原因之一。张之洞对人才不拘泥一格，唯才是用，即使偏才、怪才有一技之长都欣然接纳，在其督鄂期间形成了“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的局面。晚清一大批名人才子都与其有关，如：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其得意弟子、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jiǎn）曾受其提携、著名学者辜鸿铭、梁鼎芬都是其重要幕僚。张之洞还以宠爱学生为人所道，学生留学出洋必亲自送行，学成回国必设宴接风，凡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必偏袒学生斥责官吏。所以，晚清时出自两湖地区、尤其是在武汉上过书院学堂的学生都对张之洞敬佩有加。

汉阳造

　　军事更是张之洞新政必不能绕开的话题。无论是武器制造，还是军队的组练方式，张之洞都做了比较彻底的革新。张之洞认为军队装备的落后是造成西方列强能够肆意欺侮中国的直接原因，因此力主建设能与西方匹敌的兵工厂。克服资金不足、火灾毁厂、技工缺乏等诸多困难后，1895年张之洞终在汉阳铁厂附近建成湖北枪炮厂，1904年改称湖北兵工厂，1908年又改为汉阳兵工厂，此名随后享誉大江南北。该厂能够生产步枪、马枪、快炮、弹药等多种军械用品，还成功研制出了无烟火药，是晚清和民国时期重要的兵工厂。著名的“汉阳造88式步枪”就是其生产的精品代表。早在湖北枪炮厂投产后，就开始引进仿制德国的1888式步枪，后来又将其改进，生产出了“汉阳造88式步枪”，俗称“汉阳造”，并大量装备中国军队，从此名扬天下。该枪自诞生以后，在晚清、民国几乎无役不与，大战必有其身影，在今人民英雄纪念碑底座的浮雕中就可看出，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可能使用过“汉阳造”，辛亥武汉首义的第一个子弹更可能就是从其射出，可谓是中国人民为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见证者。

　　甲午战败后，张之洞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军队之强不仅仅是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更在于军人在训练中所具备的军事素质，于是迅速在武汉筹办了湖北武备学堂。他还认为日本军队之强是学习新崛起的德国而成，遂不惜重金聘请德国军官来汉执教。1896年，张之洞更是彻底地落于实处，采取德国军制开始在湖北编练新式军队。湖北新军开始对兵员的文化程度、体能状况等做出要求，面向士农工商公开征募，一时间出现了绝无仅有的秀才当兵的现象。至1902年，湖北新军已建成了常备军，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晚清最具战斗力的军队的之一。张之洞的湖北新军与袁世凯小站练兵而成的北洋军，成为晚清分守南北的劲旅。晚清朝廷曾下令，北方各省军队到袁世凯的北洋军中学习，南方各省则到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中学习。张之洞“香帅”的美称从此更是驰响九州。不过，与北洋军固守封建统治不同，湖北新军后来打响了推翻封建社会的枪声，成为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力。除新式陆军外，张之洞还加强了水师的建设。1896年，他从日本川崎造船厂定购了6艘炮艇、4艘鱼雷艇，炮艇冠以“楚”命名，鱼雷艇则冠以“湖”命名。这支水师也是晚清中国内河中最强大的守备军。

　　张之洞督鄂最直接的还是促进了武汉的城市发展。1898年底，张之洞奏请朝廷设置夏口厅，专门处理汉口行政事务，汉口从此结束了受汉阳管理的历史，武汉三镇的行政格局形成。夏口厅的开设使汉口在各项事务上有了自主权，促进了汉口工商业的发繁荣，也奠定了汉口成为内地首要经济中心的基础。汉口地势较低，周边江湖四布，常在多雨季节被淹，一直限于之前所筑的汉口堡内发展。1904年，张之洞筹资修建了后湖长堤，确保了汉口再免遭水患之扰，同时还把汉口的面积一下扩大了20倍，为之后汉口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武汉人把这条堤称为张公堤以示对张之洞的感激和尊重。卢汉铁路则是又一项极大促进汉口发展的壮举，张之洞督鄂就是因此而来，但因资金问题一直到1899年1月才动工兴建，至1906年4月建成后，使汉口成为了全国水陆运输网络的关键枢纽，拉升了武汉在中国近代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在卢汉铁路修建的同时，粤汉、川汉铁路也开始筹建，张之洞颇有远见地认为这势必会带动武昌的发展，又会引起洋人对武昌的觊觎，遂于1900年提前自开武昌为商埠，杜绝了洋人又以此借口占据武昌沿江地带为租界的可能。三镇受江汉分隔鼎立，交通不便，张之洞大胆地提出了要建设江汉大桥和长江大桥，是最早提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的人，后来江汉桥的位置也与其预计的相同。在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诸多方面，张之洞也是武汉的首创者。1902年4月继北京之后，张之洞在武汉开始采用现代警察制度进行城市管理；1897年2月2日开办了汉口邮政，开展现代邮政服务，比清朝的国家邮政开办都早18天；1900年创设电信局，武汉开始有了电话服务，4年后更是出现了全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电话公司；……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现代服务城市，张之洞功不可没。

　　辉煌的成就远比艰难的过程受人瞩目，但不凡却往往寄寓在过程之中。在督鄂近20年的时间中，张之洞涉危履险，攻坚克难，以大气魄、大手笔终使鄂兴汉旺，前无古人，其勇气、意志、远见、卓识在其中展现地淋漓尽致。他首先面对最大困难就是思想意识上的阻力。官场上，同僚无能，思想保守讳谈革新，对洋务运动横加指责、屡屡为难；下属无才，文恬武嬉溜须拍马，少有人能胜任他想要办的事。社会上，风气未开，百姓盲目排洋，不接受新事物。如此环境下，虽然在张之洞督鄂前洋务运动已在上海、天津等地兴起近30年，但在武汉却始无一点洋务痕迹。张之洞到任后，严格整顿吏治，大兴洋务办厂，开民众之风气，雇佣女工入厂，才一举使武汉跃为晚清洋务运动的中心。其次，资金不足，张之洞又四处筹措，以此之盈补彼之缺，官督商办，想尽办法维系运营，最后竟把武汉建成了全国第二大金融中心。另外，武汉与沿海地区不同，接触外来先进知识技能机会少，并久受封建思想桎梏，新型人才贫乏，张之洞又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培养各类新型人才，又使武汉成为了人才齐聚、教育领先的大市。张之洞不凡，也使武汉不凡！

　　张之洞一生兴洋务、推新政，却终未实现其保清强国的愿望，而相比之下与中国洋务运动同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却使日本迅速崛起，反胜中国，引人深思，单以张之洞督鄂为例也可窥一斑。张之洞为监管方便，不顾运输成本的增加，就决定将大型铁厂设在了汉阳，最后汉阳铁厂终因成本过高不利竞争而衰败；同时期的日本八幡制铁所则是经过了11次反复调查后才定址开工建设。在订购汉阳铁厂的炼钢炉时，英国人询问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依照其酸碱性制造，张之洞拒绝回答：大清地大物博，何矿石不有，多此一问。待生产后，发现大冶的铁矿石与炼钢炉不符，产品不合格，无奈又花巨资重新订购；资源贫乏的日本则很早就盯上了中国的矿产，八幡制铁所更是以大冶铁矿为目标大肆掠夺。中国的失败，一败于：只有学习的意识，却没有学习的态度；只有做大事的欲望，却没有做实事的思想。

　　张之洞作《劝学篇》讲“中体西用”，重点学习西方技艺，普及于官员；同时期日本著名思想性福泽谕吉也曾作同名《劝学篇》，却讲“国民的职责”、“尊重国法”、“平等独立”，学习西方思想，普及于国民，提升了整体的国民素质。犹如，中国人先买了车但没学车技，所以自己摸索驾驶，而日本人是认识到了车技重要，一边学技一边计划买车。又败于：浅识于表象，不求诸原由；官视民为应管之物类，而不觉其为强国之基础，重官轻民。诚然，国情的不同也是突出的影响因素。对一个疆域辽阔、人口第一的世界大国而言，小步快跑、温火慢烧，不失为变革的一种可选方式，而盲目守旧和暴力变革，则往往会撕裂整个社会。

　　1899年4月，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在题为《赞奋斗不息》演讲中更是切中当时中国失败的要害：“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复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国外的事情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若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我们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中国今天已经发生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的民族的进攻面前是肯定要衰败的。”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张之洞为保晚清，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以“东南互保”维持了长江流域稳定的局面，在唐才常自立军起义时又联合外国大力剿杀，但终未抵挡住历史发展的潮流，封建王朝已走向没落。

抱冰堂

　　1907年，张之洞受命入京为军机大臣，督鄂生涯结束。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逝世，张之洞被任命为太子太保。1909年10月，张之洞病逝，谥号文襄，归葬故籍南皮。

　　由于张之洞为官廉洁，生前没有积蓄，还是其门生故吏凑了钱才办理了后事。张之洞一生以勤政廉政、自律俭朴著称，晚年更是取“冬常抱冰，夏还握火”所蕴涵的为政清廉、艰苦创业之意，自号“抱冰老人”。《清史稿·张之洞本传》记述其：“莅官所至，必有兴作。”且“任疆寄数十年，及卒，家不增一亩云。”综之功绩廉洁，可谓世代为官之表率！张之洞对湖北有深厚的感情，晚年自命“楚人”，在70岁寿宴时，曾作诗自谓“劳歌已做楚人吟”，其情其切令人感慨。湖北人，尤其是武汉人，忘不了张之洞，后人为其建造了“抱冰堂”，武昌紫阳湖前的一条路也命名为“张之洞路”，以表对城市之父的怀念。

　　毛泽东曾说：“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评价：“张之洞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孙中山先生则说：“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对于武汉人而言，张之洞永远是道不尽的张之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