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的武汉踪迹]郁达夫:国难与家事夹击中

早安武汉

　　他们是才子，他们是民国才子，他们是一群活在正史、活在教科书、活在文艺史、活在半身铜像，更活在稗官野史、翻拍电视剧以及一波波民国热中的男人。

　　全国90%文化精英聚武汉

　　他们是负气出走，又被周恩来请回的郭沫若；是宣称要经验过一百个女人的杨骚；是登报宣扬家丑又登报自称精神病的郁达夫；是跑警报时仍不忘开玩笑的老舍；是备受弘一法师赏识，并受赠其全部文艺书籍的王平陵；是为抵制蒋介石手谕，愤而辞职的阳翰笙；是身陷囹圄，仍开朗豁达的叶浅予……

　　武汉有幸，曾容纳过众多民国才子。

　　而以上提到的几位，除杨骚外，其他几位全是抗战初期聚集在武汉的。

　　　如果说老舍、郭沫若是主旋律电影，郁达夫更像电视剧，因此也让我们更加亲近。他有着很明显的优点，和同样显著的缺点。武汉时期，无论是赴国难，还是家事都淋漓尽致展现了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三户无妨复楚仇

　　郁达夫的武汉生活，心情大概是复杂的，用“国仇家恨”来注解应该不为过。

　　1938年3月，郁达夫在来武汉的前夜，在福州天王君殿求得一签：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鸿已占凤夙巢。

　　这签正吻合了郁达夫的心情和家境，因为他刚刚得知王映霞背叛了他，钟情于自己的好友许绍棣。

　　他请王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因为许绍棣不肯跟王办结婚手续，王映霞挥泪和郁达夫来到了武汉。

　　郁达夫在武汉担任了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

　　在章绍嗣教授所写的武汉抗战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赤子郁达夫。

　　“抗日声浪席卷楚天，郁达夫也一扫孤苦郁闷的情绪，精神振奋……他憧憬着握枪和执笔讨伐倭寇的双重战斗。”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成立。郁达夫在会上见到了倾慕已久的老舍。

　　受会场气氛的感染，老舍非常激动，写了首誓扫倭寇的七律，几天后，郁达夫步老舍原韵，赋律唱和，其中一句是“一成有待收失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两位诗文高手，在扬子江畔酬唱抗战，共抒豪情，一时成为抗战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乱世文人的抉择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带着“还我河山”的锦旗赴前线劳军。此外还赴浙江、安徽巡视河防，发动向前线捐助书刊运动……

　　匆促奔波中，北京传来周作人参加日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郁达夫大吃一惊，他用浙江话到处打听：“情况属实哦？情况属实哦？”言语中满是怀疑、焦虑。他很看重与周作人的友情。

　　5月14日，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夏衍、王平陵等18人在《抗战文艺》上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是经郁达夫修改定稿的，既要表明立场，又力图留有余地，更不能违背大家商定的原则，他怀着痛惜的心情字斟句酌，最后才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消息被证实后，郁达夫极其失望和愤怒。

　　这是乱世中，文人的不同抉择。

　　《大公报》两则启事

　　在同一时期，所没有写进正史的是郁达夫的家事纠葛。

　　全家到达武汉后，郁达夫截获了王映霞的几封情书，一怒之下，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

　　很显然，这种举动使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

　　7月，王映霞不辞而别。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接连两天登出同一则寻人启事，对王映霞喊话，说乱世男女，离合都很寻常。你与某君有关系不是问题，带走了家里的钱财、首饰、衣物等等也不是问题，但是你母亲和孩子们很想念你，请你告诉我你的地址。

　　如此将家丑昭告天下，简直有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

　　郁达夫在武汉找到了王映霞，才知道她并未和许绍棣私奔。但是王映霞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请她回家，同时在郭沫若、田汉等朋友的劝说下，郁达夫10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声明自己因“精神失常”和“语言不和”逼走了王映霞，又登报寻找、诬陷王映霞。现在知道误会了，登报表示歉意。

　　就这样，两个人暂时言归于好，并立下字据：“从今以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

　　这一来一回的启事，让郁达夫与王映霞上了武汉三镇的头条。

　　很快，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带领全家离开了武汉，辗转继而来到新加坡南洋诸岛宣传抗战。即便离开了伤心地，怨气犹在，第二年，他在香港《大风》上发表旧体诗集成《毁家诗记》，其中还包括不少难以启齿的家事。王映霞也在《大风》上大骂郁达夫。

　　两人最终离了婚。

　　1945年9月，郁达夫在印尼被秘密杀害。此前一个月，日本已宣布了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