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才子,他们是民国才子,他们是一群活在正史、活在教科书、活在文艺史、活在半身铜像,更活在稗官野史、翻拍电视剧以及一波波民国热中的男人。 全国90%文化精英聚武汉 他们是负气出走,又被周恩来请回的郭沫若;是宣称要经验过一百个女人的杨骚;是登报宣扬家丑又登报自称精神病的郁达夫;是跑警报时仍不忘开玩笑的老舍;是备受弘一法师赏识,并受赠其全部文艺书籍的王平陵;是为抵制蒋介石手谕,愤而辞职的阳翰笙;是身陷囹圄,仍开朗豁达的叶浅予…… 武汉有幸,曾容纳过众多民国才子。 而以上提到的几位,除杨骚外,其他几位全是抗战初期聚集在武汉的。 如果说老舍、郭沫若是主旋律电影,郁达夫更像电视剧,因此也让我们更加亲近。他有着很明显的优点,和同样显著的缺点。武汉时期,无论是赴国难,还是家事都淋漓尽致展现了他的性格。他是一个天才的诗人,一个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 三户无妨复楚仇 郁达夫的武汉生活,心情大概是复杂的,用“国仇家恨”来注解应该不为过。 1938年3月,郁达夫在来武汉的前夜,在福州天王君殿求得一签: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鸿已占凤夙巢。 这签正吻合了郁达夫的心情和家境,因为他刚刚得知王映霞背叛了他,钟情于自己的好友许绍棣。 他请王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因为许绍棣不肯跟王办结婚手续,王映霞挥泪和郁达夫来到了武汉。 郁达夫在武汉担任了第三厅的设计委员,军衔为少将。 在章绍嗣教授所写的武汉抗战史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赤子郁达夫。 “抗日声浪席卷楚天,郁达夫也一扫孤苦郁闷的情绪,精神振奋……他憧憬着握枪和执笔讨伐倭寇的双重战斗。”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商会大礼堂成立。郁达夫在会上见到了倾慕已久的老舍。 受会场气氛的感染,老舍非常激动,写了首誓扫倭寇的七律,几天后,郁达夫步老舍原韵,赋律唱和,其中一句是“一成有待收失地,三户无妨复楚仇”。 两位诗文高手,在扬子江畔酬唱抗战,共抒豪情,一时成为抗战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乱世文人的抉择 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带着“还我河山”的锦旗赴前线劳军。此外还赴浙江、安徽巡视河防,发动向前线捐助书刊运动…… 匆促奔波中,北京传来周作人参加日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的消息,郁达夫大吃一惊,他用浙江话到处打听:“情况属实哦?情况属实哦?”言语中满是怀疑、焦虑。他很看重与周作人的友情。 5月14日,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胡风、张天翼、丁玲、夏衍、王平陵等18人在《抗战文艺》上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信是经郁达夫修改定稿的,既要表明立场,又力图留有余地,更不能违背大家商定的原则,他怀着痛惜的心情字斟句酌,最后才慎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消息被证实后,郁达夫极其失望和愤怒。 这是乱世中,文人的不同抉择。 《大公报》两则启事 在同一时期,所没有写进正史的是郁达夫的家事纠葛。 全家到达武汉后,郁达夫截获了王映霞的几封情书,一怒之下,把这三封情书照相制版,在朋友中广为散发。 很显然,这种举动使两人的关系更加恶化。 7月,王映霞不辞而别。郁达夫在汉口《大公报》上,接连两天登出同一则寻人启事,对王映霞喊话,说乱世男女,离合都很寻常。你与某君有关系不是问题,带走了家里的钱财、首饰、衣物等等也不是问题,但是你母亲和孩子们很想念你,请你告诉我你的地址。 如此将家丑昭告天下,简直有不疯魔不成活的意思。 郁达夫在武汉找到了王映霞,才知道她并未和许绍棣私奔。但是王映霞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为了请她回家,同时在郭沫若、田汉等朋友的劝说下,郁达夫10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声明自己因“精神失常”和“语言不和”逼走了王映霞,又登报寻找、诬陷王映霞。现在知道误会了,登报表示歉意。 就这样,两个人暂时言归于好,并立下字据:“从今以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 这一来一回的启事,让郁达夫与王映霞上了武汉三镇的头条。 很快,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带领全家离开了武汉,辗转继而来到新加坡南洋诸岛宣传抗战。即便离开了伤心地,怨气犹在,第二年,他在香港《大风》上发表旧体诗集成《毁家诗记》,其中还包括不少难以启齿的家事。王映霞也在《大风》上大骂郁达夫。 两人最终离了婚。 1945年9月,郁达夫在印尼被秘密杀害。此前一个月,日本已宣布了无条件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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