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才子的武汉踪迹]老舍:八方风雨 走出书斋

早安武汉

　　他们是才子，他们是民国才子，他们是一群活在正史、活在教科书、活在文艺史、活在半身铜像，更活在稗官野史、翻拍电视剧以及一波波民国热中的男人。

　　全国90%文化精英聚武汉

　　他们是负气出走，又被周恩来请回的郭沫若；是宣称要经验过一百个女人的杨骚；是登报宣扬家丑又登报自称精神病的郁达夫；是跑警报时仍不忘开玩笑的老舍；是备受弘一法师赏识，并受赠其全部文艺书籍的王平陵；是为抵制蒋介石手谕，愤而辞职的阳翰笙；是身陷囹圄，仍开朗豁达的叶浅予……

　　武汉有幸，曾容纳过众多民国才子。

　　而以上提到的几位，除杨骚外，其他几位全是抗战初期聚集在武汉的。

　　2012年3月，老舍之子舒乙来到武汉，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父亲以前只是书斋中的一个作家，“武汉的经历开创了他文学走向大众，为国为民而献身的门，这里对他人生影响非常大。”

　　念念不忘云架桥

　　1937年11月15日深夜，老舍从窗户爬进了一辆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那是一辆载满士兵的火车，也是最后一辆离开济南的列车了。当时，济南的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还有一个刚刚诞生的小女儿。

　　此时，抗战爆发，济南岌岌可危。离开，舍不得；留下，又不愿意当汉奸。

　　老舍就是在这样痛苦的抉择中，挤上火车来到了武汉。老舍说这是流亡的开始。

　　老舍在散文《八方风雨》中写道：“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云架桥是老舍离开武汉后念念不忘的住处。

　　5月5日，我从中山路拐入，经过粮道街中学，找到了老舍赞许过的云架桥，云架桥是条长长的小街，一边连着昙华林，一边接着忠孝门。

　　正如老舍所说，这里很安静，一人多高的灰墙里伸出几簇爬山虎的绿叶，像部老电影。然而，老舍住过的地方已无迹可寻了。

　　58岁的周明进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熟悉每一栋建筑、每一家店铺，然而他对我说：“老舍住过的房子可能早拆了，我完全没印象。”

　　幽默的大作家

　　不久，冯玉祥偕家眷来到武汉，住进了千家街福音堂，受到冯的邀请，老舍也住了进去。

　　老舍既平易近人又幽默风趣，为福音堂平添了一股生气。冯玉祥来武汉时，带着一火车皮加七木船书，他的书一般是不借阅的，但特许老舍在图书楼看书写作。

　　深冬的武昌城，房间里又没有炉火，冯玉祥的二女儿弗伐和一个青年冻得受不了，就在所住的图书楼二楼跺脚取暖。

　　中午吃饭的时候，老舍笑着问：“弗伐，整整一个上午，你交倩卿学什么舞啊，一定是从德国学来的新滑稽舞吧？”一句话把大家逗笑了，弗伐才知道他们跺脚影响了老舍写作。

　　从这件小事也可见出老舍是生性平和的人，而来武汉之前，他也一直是书斋里的作家。

　　“文艺界尽责的小卒”

　　然而，抗战激起了他性格中激昂的一面，并成为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人。

　　章绍嗣教授说：抗战初期，群情激昂，人心振奋。大批文化工作者从全国各地云集江城，文艺界更是同仇敌忾，热浪奔涌。然而在由谁来主持“文协”工作的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既难以推举出能孚众望的作家，同时又绝对不可能接受共产党可能推荐的任何“左翼”作家人选。在这样的背景下，毫无党派色彩的老舍就获得了国共双方的一致认可。老舍历来无党无派，作品也获得了文坛的盛誉，人品亦无可挑剔，就这样，老舍被推到了“文协”的中心位置。

　　老舍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展开了工作。

　　“文协”成立后，老舍写了一篇《入会誓词》：“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只露出“半个脸”的当家人

　　“文协”的会务，无论巨细，都由老舍操持。甚至在欢迎斯特朗和史沫特莱的大会上，他还充当了翻译。

　　此外，就是四处讨钱。老舍曾经回忆说：“文协”第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就是穷。没有钱，老舍只得一再节省开支，即便“文协”聚会时的茶水费用，也得由作家自掏腰包。他还多次到教育部去坐索津贴。

　　50多年后，当事人之一的楼适夷在《忆老舍》中不无感慨地说：“文协的一切都以他为轴心而轰轰烈烈的活动。”

　　然而这个“文协”的“当家人”一直很低调。照相，他站在最后一排，致使在“文协”成立的“全家福”合影里，我们几乎发现不了老舍，连舒乙也只能看见他父亲的“半个脸”……

　　1938年7月，在越来越频繁的空袭中，老舍被友人劝离了武汉。后他专门写了篇长散文《八方风雨》回忆了这段生活。